李侃如和我的先生胡鞍钢有近20年的友情，但是我从未见过他。6月14日，李侃如(Ken Lieberthal)在布鲁金斯学会主持我先生的新书《China 2020: New Type of Superpower》发布会(该书在布鲁金斯出版社出版)，晚上，他和太太在与白宫一街相隔的Oval Room宴请先生和我。这家餐厅在华盛顿非常有名，因为克林顿总统、布什总统、赖斯等人是这家餐厅的常客。专科
李侃如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智慧”和“儒雅”。晚宴间闲聊，他问我，“你将从什么角度撰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的文章呢？”我告诉他，撰写的题目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李侃如马上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他说非常期待能够读到这篇文章，因为他虽然参与并了解美国白宫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过程，但他并不知道中国的高层是如何决策以及决策的过程。我知道他撰写一本《Policy Making in China》的书。我们约定第二天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在每个记者的职业生涯中，只会有为数不多激动人心的采访，特别是回溯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被采访人给予你极大的信任，告诉了你事实的真相。遗憾的是，其中绝大多数被采访者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而带有附加条件：中国人会说“请你不要写出来”，外国人则会说“Out record Please！”此时的记者一般接受严守秘密的约定，之后则会陷入披露真实信息的冲动与执行口头契约协议的两难境地。虽然我的选项无一例外地是后者，但还是有掩饰下的沮丧。
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李侃如的办公室，他坦率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我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克林顿总统为何在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期间没有签署协议；第二，对中美两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的后评价。李侃如没有把能“听”不能“写”捆绑在一起，自然就没有了附加条件“Out record ”，虽然他对我说：“政治上叙述(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艰难的谈判对手是美国，而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没有签成协议，是15年谈判过程更为引人注目的插曲。 1999年，作为参与白宫决策的内部人，李侃如在朱镕基总理访美之前就已经知道签署协议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他告诉我，“从总统内阁方面来看，反对在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签署双边协议的阻力主要来自于这三个人：一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斯珀林，另外一个是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以及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我知道，其中的鲁宾曾多次对美国媒体说“我不是反对者”。
李侃如慷慨而精彩地把他在1999年4月的经历全部告诉了我，他甚至披露，在朱总理抵达美国的当天晚上，克林顿总统邀请朱镕基总理到白宫他家人居住区参观，原本计划中的参加者的他是如何被坚决反对签署协议的斯珀林“挤出门外”，使得他丧失了更后向总统谏言同意签署协议的机会。正如李侃如所言，从决策的程序上来说，到了更后决策圈子非常小，也非常私人化。由于总统主要的顾问之间意见不一致，而且冲突很尖锐。
关于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赢”的后评价，或者中美双方的表现该各打多少分，这在华盛顿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在美国的采访中，我认为由于佐利克先生世界银行行长的身份所在，他巧妙地回避了回答这个问题；而巴尔舍夫斯基则坚定地认为“绝对是双赢”，不仅是中国赢了，美国赢了，欧洲赢了，发展中国家都赢了。“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认为美国没有赢或欧洲没有赢，我认为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所造成的”，她这样解释说。
而李侃如却一语惊天：“我认为更大的赢家是中国”，当他这样表述后，我紧紧盯着他的双眼约有十秒钟，他的眼神告诉我：没有什么不能确定的。他认为，在协议中对中国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而对美国则没有提出什么要求，由此，一般来讲人们可能认为美国是更大的赢家。“但我认为朱镕基总理对事情看得更明白，因为他知道利用这个协议推动与深化中国的内部改革，让中国在经济上更加强大。”
李侃如认为，而与中国相比较的美国，协议中除了给予中国PNTR这个要求外，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美国在很多方面没有改进，也未能提高自身的贸易竞争力。这当然和中美双边协议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认为我们错过了很多重大的机遇。”他的结论是：“对美国来讲不能说输，而是我们没有能够像中国一样抓住机会”。
在华盛顿中国问题圈，李侃如显然是少数派。我已经过多方验证，李侃如的“更大的赢家是中国”的评价不被美国主流界认可，因为中美两国正置身于这样一种情形：中美之间存在着竞争，谁能比谁做得更好？李侃如如此坦率，当然与他的身份转换密切相关，2000年当他卸任前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后，时下，他就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进入到寻找学术研究与政策影响之间平衡的阶段。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是“优质、独立和影响”，李侃如犹如一座桥梁，他的思想影响着美国决策，而他的研究也在影响着美国中国问题的研究。
仅就学术界而言，李侃如是美国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不仅仅因为他曾经在白宫对华决策部门任职，而是基于他对“真实中国”的理解程度。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圈内，能够从中国的国家政治、国际关系、经济问题、军事等问题，全视角看中国的人并不多，李侃如、兰普顿(David Lampton)、乔舒亚·雷默等，屈指可数。相反，更多的是提供给决策者错误信息的人，比如《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的作者苏珊赦克(Susan Shirk)等。李侃如说，他离开政府以后，对政策问题比进入政府之前更感兴趣。他希望他的研究与理解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对中国、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政策产生影响。李侃如撰写和编辑了十四本书和专著，并且撰写了约七十篇报刊文章和书籍章节。
《21世纪》：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您那时担任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10年过后，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们的读者，在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时所发生事情的细节吗？比如，克林顿总统为何在那一刻不同意签署协议？
李侃如：这是一个从政治上叙述非常困难的事情。你也了解当时我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希望能在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签署中美双边协议。朱镕基总理本人则有些不安，他感觉到进展并不顺利，因为此前我们向他发出的是非常明确的保证这个目标能够达成的信息，这包括每时每刻地保持与总朱镕基总理的工作人员沟通，我与巴尔舍夫斯基也每天向克林顿总统汇报进展情况。所以我当时想，签署协议应该是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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