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开始实施的113项973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
“学者谋官、官谋学术”，高校官员垄断科研项目、学术成果，已是见怪不怪；处长、局长……学者教授不带“长”，反倒让人奇怪。
在我们的印象中，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一块净土，然而，在行政化体制的管理之下，学校领导是上级任命的官员，靠行政权力治校，下级服从上级，学生服从老师，很难培育出独立科学的治学精神；一些高校官员拼头衔、拼关系，很难产生高端先进的科研项目、学术成果；将高校分成不同的等级，很难办出有特色有质量的一流学校。近几年，被频繁曝光的学术腐败、高校职务犯罪、科研造假、学校资源贫富不均、教育质量低下等弊端，往往都能和教育行政化扯上关系。
更要命的是，这不仅会污染教育体制，还会污染学生的心灵，培养出来的不是朝气蓬勃的栋梁精英，而是老于世故的小官僚。这或许可以回答钱学森先生临终前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因此，社会各界对教育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去年2月温家宝总理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关于教育的提问时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更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要让教育家办学。去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可见，这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和大方向，关乎民生根本与国家未来。
去行政化却远非“一取了之”这么简单。正如全国人大代表、校长纪宝成所言，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的确，在当前官本位气息比较浓重的背景下，很多时候确实是要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来决定办事效果。一旦“去行政化”会不会导致被边缘化，这也是许多教育界人士的担忧。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的政府部门改变管理思路，转变服务职能，将学校所需要的科研项目、办学资源、经费等合理科学配置，清除官僚作风，打消学校在去行政化后沟通对接困难等顾虑。
此外，去行政化的推行在广大的既得利益群体面前，还必须有科学有效的法规制度，否则很可能会成为一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动真格地推进现代**制度，实行**校长职业化，推行学术利益回避机制等等。也许，当高校的校长不再是部长、局长时，这一天才能真正到来。（雪耳）
(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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