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革除“中国式陋习”的思考与对策

董晓伟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但是，不知从何时起，这个礼仪之邦却遭受了文明之殇。“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开车”“中国式劝酒”“中国式旅游”都成为国人的一个“标签”。这一点在旅游业中尤为突出，并在国际舆论上屡起波澜。埃及卢克索神庙被中国游客刻上“丁锦昊到此一游”、中国游客在境内外机场过度维权、在亚洲航空飞机上泼面以及近期陆续发生的强开飞机机舱安全门事件，等等，在境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使中国游客在国际社会上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中国游客在国外的不当行为引起争议由来以久。早在2005年，泰国普吉岛的一家高级度假酒店就已规定：因为公共场所吸烟、喧哗以及在夏天穿着裤衩背心就进入大堂餐厅就餐等，而“不接待中国旅行团”。

　　中国人在海外受到国别歧视的情况还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在公共场合张贴中文标识，如“请勿随地吐痰”“请勿大声喧哗”，甚至还有在厕所座便器上张贴着大大的汉字：“如厕后请冲水！”这些标语往往只有中文，连英语和本国文字都没有，是完全针对中国游客的。虽然不排除有些媒体和个人为了吸引眼球，夸大事实，恶意炒作，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类似不文明行为在我们身边也时有发生，国人早已司空见惯。

　　面对国内外各界对中国式陋习的批评指责，我们无须太多的解释和遮掩，“中国式陋习”的说法不是外国人对我们的偏见，而是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与其沸沸扬扬地争辩，不如脚踏实地改变。根除“中国式陋习”已经成为中国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中华民族的傲然崛起不但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更需要文明软实力。因此，必须把改变不文明的陋习做为一项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事情来抓，明确目标，制定措施，分类而治，强化监督，既要严惩不文明的行为，又要从源头做好预防，多管齐下，标本兼治。

　　重惩罚，对公共场合不文明行为要重罚。正所谓“积习难改”。多年的习惯有异常的稳定性，改变需要很强的外力，仅仅依赖媒体的呼吁、道德的约束和舆论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严厉惩罚是必不可少的手段。正如“醉驾入刑”，从刑法上给饮酒开车的人严厉打击，让其自己去承担严重后果，这远比吵吵嚷嚷的批评更有震慑力。就拿随手扔垃圾这个陋习而言，政府通过增加行政成本，多安排人加班加点工作去维护环境整洁，也只是治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让每个中国人都能意识到并真正做到不乱抛垃圾，否则一踏出国门，所到之地垃圾遍地就是必然了，更不能责怪别的国家的人对中国人侧目甚至怒目以至于关门谢客了。对不自觉的人施以重罚，既可以解决环境维护难题，又可以让爱护环境的人欣慰。

　　严管理，把文明公德的教育和监督归口管理。我国虽然人口众多，但管理体系比较严密，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协会、社团，甚至每个村民都有至少一个管理部门。应该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管理职能，把文明素质提高当成重要的工作内容来抓，把所有不文明行为列入黑名单，多宣传，定规章，严监督，把文明公德的遵守当成与工作职责同等重要的内容列入考核范围，与个人评优评先、津贴发放、职务晋升等具体事项挂钩，让文明公德上纲上线，入脑入心。

　　勤曝光，让不文明行为无处可藏。虽然目前媒体和网络也经常曝光一些不文明行为，但曝光的频度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数量相比几乎是九牛一毛，而且也大多是只点现象，不涉及到个人，针对性不强，也就是说很多不文明行为的实施者存在着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因此被关注，也不会影响到自己任何方面的切身利益。因此，电视台、电台、报纸等主流媒体应充分利用曝光平台，全时段在辖区范围各个角落公开拍摄各种文明和不文明的典型行为，进行曝光，树立正面典型，传播正能量，晾晒负面典型，形成社会舆论压力，督促每个公民强化自律意识。

　　早教育，把文明公德教育从娃娃抓起。好习惯重在养成，如果说用重罚和制度约束能使人达到“不敢为”的目的，是治标；那么注重孩子良好公德习惯的养成达到“不想为”的效果，就是治本了。日本的学校从幼儿园开始就强化良好习惯的养成，孩子们喝牛奶时都要把用过的吸管、封口的锡纸、纸盒分类放置，喝完的空纸盒里保证一滴不剩，避免在运输的时候因有液体流出而弄湿了包装；孩子们吃完饭都要自己把桌子擦净，把一点饭都不剩的餐碟放回到收回地点。所有需要社会公民遵守的规矩都在学校里养成并不断强化，成为每个人根植内心的修养。我们应该学习一些优良的习惯，把这些现实问题从源头教育上解决，让文明在孩子心中生要发芽，牢固树立遵守公德光荣不守公德可耻的意识，并让孩子监督家长的行为，形成良性互动。

　　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今天，文明更应该立在前面，因为每个人的言行都代表着整个国家的形象，我们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容不下粗俗和野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与不文明格格不入。中华文明的复兴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根除所有“中国式陋习”，这需要全社会每一个成员自觉行动起来，共同努力。

　　(作者系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班唐山工作站学员)